7.参与民主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纷纷谈论资本主义共和制的最新发展——参与民主制，誉之为“二十一世纪的民主”。阿尔温·托夫勒敢《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是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断言，参与民主制正在引起“革命性变化”。明尼苏达大学赫伯特·汉弗莱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哈伦`克利夫兰撰文指出，“在信息社会里”参与民主制“也许是民主的最新定义”。

​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共和制的典型。美国民主共和制的建立是历史运动的产物，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是当时十三个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十三个殖民地建立不久，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就出现了，当时工业中最发达的为毛纺工业和冶金工业，冶金工业甚至可与英国本土竞争。英国统治阶级对殖民地经济的和政治的限制，引起了十三个殖民地与殖民地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十三个殖民地强烈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保护和促进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选样就在政治上产生了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历史要求。

​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三个殖民地的确立，意味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必然会产生民主共和的要求，这是因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有了这种质的等同性，商品与商品才能交换。商品按价值量等量交换，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平均熟练程度、平均劳动强度等条件之下由社会自发计算的，这些条件本身就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商品生产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民主共和制是“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项经济原则在政治上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民主共和制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公民参与政治決策或立法的活动比比皆是，民主形式在深度和广度上急剧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工业时代的政治体制已陈腐窳败，现已进入“参与民主制”或“半直接民主制”阶段。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宣称第三次浪潮对过时的第二次浪潮机构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这种挑战也不是只靠修改规章条例应付得了的。因为它打击的是第二次浪潮政治理论的最基本设想、即代议制观念。”奈斯比特断定美国已发生了“从代议民主制到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美国学者关于“参与民主制”的论述形形色色，概括起来有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权力的实际执掌者即行政首脑，应由最广泛的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所谓直接选举，是相对于以往的间接选举而言。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总统的选举就是从选举人团制度向实际上的直接选举过渡，总统选举人形同虚设，甚至连政党都可有可无。

​第二，全体公民和地方各州、各城镇广泛参与政治决策或立法活动，这一条比前一条更为重要。美国的开国原则十分强调个人的解放，包括言论自由和把政府对个人的影响压到最低限度。但由于通讯等设备的限制，这一原则的实施是打了大折扣的。现在有了先进通讯设备，公民可以自由参与政治决策或立法，甚至可以呆在家里揿揿按钮表达自己的意愿。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电子市政府"就是通过电视系统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典型。奈斯比特运用数据证明，七十年代的美国是创制和复决的高潮期，由此推断目前美国法律的大部分由公民或各州直接制订。

​第三，由于前两条的存在，起逻辑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的“分权”趋势。由于公民可以自由参与政治策和立法，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因而谁出任总统无关紧要，公民和各州也不在乎谁当选议员，他们不再需要代表了。但目前，我们仍在选举代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二）这样做在政治上比较方便。我们并不想对无论什么事都投票，我们只想对那些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事情投票”。由此可见，“权力的集中化再也不起作用了”，中央集权的民主制变成了"分权”的民主制。

​“参与民主制”确实扩大了形式上的民主，但也强化了事实上的集中。这是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

​随着科学技木特别是电子、信息、能源、计算机等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生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它导致了对生产过程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和对人管理的进一步集中化。在这种变化中，股份分散和中小企业增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美国企业股份极为分散，一个大企业往往有几千几万个股份持有者。工人也掌握了一定的股票。尽管工人拥有的股份数相当少，但多少也成了企业所有者之一，于是这些股东们也要求有权参与企业决策。另外，由于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垄断利润不能来源于本身，它就需要保留能为其提供垄断利润的中小企业。垄断企业越是发展，中小企业的数量也就越多。这写中小企业参与杜会范围的经济管理使之有利于它门本身发展的活动也与日俱增。在这些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发展成以民主为核心的观念。这种观念要求杜会政治制度在形式上能与之相适应。

​这项要求首先表现在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化上。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当代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规模在不断扩大和变化，它对生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阻碍，也对以保护和促进生产的发展。正因如此，参与了经济管理的各界人士或者中小企业，也就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范畴内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使之有利于他们各自生产的发展。

​但是，工人的股票对企业没有決定权，他们的这些资金恰恰是被大股份持有者控制着。由于股份极为分散，现在Data资本甚至可以用百分之二、三的比例控制整个企业的百万小股份。这样大资本无形之中动用了社会资金，使集中达到更高的程度。同样，由于中小企业只是作为利润的吮吸对象而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各种努力、在促使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扩展着利润的源泉，也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形式上民主、实质上集权的状况。

​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是，从形式上看，人们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可以参与生产过程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但从实质分析，他们的所有民主活动，只能是“自觉”地按着资本进一步集中的要求而进行，他们的行动统一于一个意志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分析了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得出了一个颇值得深思的观点:"私人的空间已经被技术世界的现实所侵犯和削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要求財个人的全部占有”。这个过程必然会波及政治过程，引起政治上的高度统一，这种统治是任何能工巧匠和乐队指挥都无法想象的。

​奈斯比特把“参与民主制”的指导原则确定为：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我们已经分析过，这种要求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然而，这种参与民主的活动是十分有限的。奈斯比特在分析美国政治时，首先把它限于“地方政治”。“新的民主的工具”——创制和复决也仅限于地方事务，而对国家的活动无所作用。再则，创制和复决牵涉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如禁止从飞机上喷洒除草剂、开辟非吸烟区、回收啤酒瓶，路灯的颜色等问题，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是没有效用的。七十年代末，美国曾因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减税的第十三号提案而掀起了一场减税运动，各州都提出自己的方案，但一年之后就不了了之。

​实际上，政治权力却是日益集中的，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也为这种集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许多美国思想家看到了这一点，连托夫勒自己在分析第三次浪潮时，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方向，说第三次浪潮政府的第一个异端的原则是少数派权力，第二次浪潮时代的极其重要合法的原则，即多数派统治，已经日益过时了，现在不是多数派说了算，政治制度必须更多地反映这一事实。从美国政治制度看。在“参与民主制”的表象的背后，集权的过程正在急剧加速。几乎每六个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联邦政府或它的"附属机构”。自1930年以来，联邦政府人员扩大了百分之五百。1976年，联邦及地方政府有1500万名以上的雇员，工资总额达1670亿美元，罗柏特·J·林格无可奈何地写道:“你发现世界正在一个人造怪物——政府——的手里挣扎着，它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无法控制。这头无法驯服的巨兽，把它的触角慢慢地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里，习以为常地践踏人权。”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丹尼尔·贝尔在1976年时说过：在西方政治制度中，轴心的问题是广泛参与的愿望和官僚政治送两者的关系。现在往“参与民主制”之下，这一矛盾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国家职能通过发展它的一极，即扩大形式上的民主参与，来发展它的另一极，即加强统治。这是一种更为间接而有效的统治方式，它更合商品生产的平等原则。普选制在现代美国加入了创制和复决等内容，使普选制这祌形式部分地从间接形式转变到直接形式，原先由普选官吏管理的一些事务，现在由普选直接干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便这种形式上的扩大成为可能，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性。